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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X市委、市政府以习生态文明思想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环保倒逼生态转型，深入推进产业、能源、交通和用地四大结构调整，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全力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使全市大气环境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改善。AG平台真人 真人AG 平台官网
截止2019年X月X日，我市(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X，同比好转X%;主要污染物S02平均浓度24ug/m3，同比好转X%;PM10平均浓度Xug/m3，同比好转X%;PM2.5平均浓度X ug/m3，同比好转X%。其中，X月秋冬季以来，我市(市城区)综合指数平均为X，同比好转X%;主要污染物S02平均浓度23ug/m3，同比好转X%;PM10平均浓度89ug/m3，同比好转X%;PM2.5平均浓度X ug/m3，同比好转X%，达到X平原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序时进度。
一是污染减排治理结构性矛盾。X市高度重视经济结构调整，超重型结构已经有所减轻。但是产业结构仍以煤焦、电力、化工、建材、钢铁等行业为主，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强度大，结构性矛盾突出。二是全市X%工业企业集中在X盆地XX沿线县(市)，区域内污染排放量大，且由于地理环境特点，传输性污染特征明显，污染严重。
按照《XX关于分解下达X省2019年生态环境指标计划的通知》，我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基本要求为同比改善;2019年计划为X%;细颗粒物(PM2.5)浓度：基本要求为同比改善;2019年计划为42g/m3;较2015年下降X%;二氧化硫浓度：基本要求为同比改善;2019年计划为Xg/m3”。
截止X月X日，2019年空气质量改善三项指标的基本要求除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同比改善不能完成外，细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浓度同比改善预计可以完成，三项指标的2019年计划均无法完成。
我市城区大气污染途径主要有五类：①扬尘源(表面、建筑施工、道路扬尘和土壤源等排放);②燃煤源(民用燃煤、电厂燃煤和工业燃煤);③机动车源(汽油车排放、柴油车排放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④工业源(钢铁，焦化等工业工艺直接排放);⑤二次硫酸、二次硝酸、二次有机气溶胶和其他源(生物质燃烧、餐饮、农业生产等排放)。
X市采样期间颗粒物的来源解析结果显示，在参与拟合的源类中，各源类的分担率大小依次为：燃煤源(21%)二次硝酸盐(20%)扬尘源(17%)SOA(13%)机动车源(11%)二次硫酸盐(7%)工业直排(6%)。贡献源类以二次源、扬尘源、燃煤源(分担率均15%)主导，此外移动源占比也达到了11%。燃煤源成为首要贡献源类，二次颗粒物的累计贡献(二次硫酸盐+二次硝酸盐+SOA)达40%。
颗粒物污染的空间分布特点是：各子站点(榆次三中、锦纶小区、榆次区政府和南都小区)点位贡献源类均以二次源、扬尘源、燃煤源(分担率均15%)主导。除南都小区外燃煤源均为首要贡献源类。
全市涉及无组织排放治理企业共X家X个点位，目前已完成X家X个点位;X家重点行业工业企业VOCs治理已完成X家，X家工业企业VOCs治理设施升级改造已完成X家;全市X台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已完成X台，X台建成区内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已全部完成，X台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已全部完成;年初经过排查确定全市域淘汰X蒸吨燃煤锅炉X台，实际完成淘汰X台(含新排查锅炉);完成工业炉窑专项治理X台。
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清洁取暖改造X户;设置洁净煤供应企业(点)X个，已累计供应X万吨洁净煤;开展民用型煤、民用洁净煤监测X批次。
我市已设立X个路边检查站，累计路查车辆X辆;入户抽测X辆;完成抽检车用油品X批次，车用尿素X批次;累计查处货车闯禁行X例;淘汰老、旧中重型柴油货车X台;取缔黑加油站点X个、黑加油车X辆，查扣柴油X吨。
我市已完善扬尘治理清单，全市在建项目X项，X家规模以上建筑工地已安装视频监控。全市建立了PM2.5污染控制机制，设定阈值，通过对超过阈值浓度的预警，督促各县(区、市)落实扬尘管控措施，减轻PM2.5浓度。
我市制定了《2019-2020年秋冬春季秸秆禁烧专项督查方案》，并通过发放秸秆禁烧告知书(X份)、电视台合作播放秸秆禁烧电视广告等加强舆论宣传;对全市露天焚烧秸秆情况进行巡查检查，累计发现露天焚烧问题X起，完成整改X起，完成处罚X起，罚款金额X万元。
我市修订了《X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完成了应急减排清单、错峰生产清单和错峰运输清单的编制工作，加强环境空气质量预判和会商，响应区域联动，以XX“1+30”区域为重点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截至X月X日，我市已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X次，其中黄色预警X次，橙色预警X次(其中2次由黄色升级为橙色)。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程和系统工程，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取得成效，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因此建议：
(一)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作为事关转型发展的重点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市大气污染治理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治理大气污染必须付出长期努力，仅靠单一部门难以完成。建议市委、市政府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作为推进城市转型发展和建设美丽X的重要抓手和重点领域，坚持抓、突出抓，切实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加快空气质量改善。
(二)明确责任，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大气污染治理涉及多个部门，各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齐抓共管。要加强对行动计划落实情况的指导和监督，统一协调组织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组织开展大气环境监测、科研，加强监管执法，削减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和监管力度，切实推动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三)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治理考核机制，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我市大气污染治理要见成效，需要更加严格的工作推进落实措施。对完不成大气污染治理任务的工作单位和责任人，通过目标否决、区域限批、财政挂钩、行政问责等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关键词：大气污染;温室气体;环境保护优先;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政府责任
我国举世瞩目的雾霾问题，以及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加速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进程。依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对SO2、NO2、PM10、PM2.5、CO和O3六项污染物进行评价，74个城市中仅有、海口、舟山三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占4.1%;超标城市比例为95.9%。北京市达标天数比例为4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6.2%。主要污染物为PM2.5、PM10、NO2。与此同时，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也迅速攀升，2013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增至37.5亿吨标准煤，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4.4%。根据2014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信息，继2011年超过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其2013年的能源需求，占全球能源消费的22.4%，占全球净增长的49%。与此同时，能源结构存在着对煤炭的深度依存，清洁能源所占比例仍然偏低，2013年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为9.8%，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比例分别是66.0%、18.4%和5.8%。从《大气污染防治法》本身来看，也有进行及时修订的必要。1987年制定和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虽经1995年和2000年的两次修改，但均是对1987年旧法的小修小补，且距今已逾15年，其立法滞后性日益突出。首先，现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法律规定明显滞后，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一方面，实行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的两控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4%，不能适应总量减排的需要。而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等重点领域的污染防治措施不够完善，污染严重区域缺乏联合防治机制，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另一方面，现行法未能对新时期复合型的大气污染问题予以回应，缺乏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等前端源头治理的要求，也没有能对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等多种污染物实施协调控制。（1） 其次，很多创新性的制度措施未能上升至国家法律层面，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致力于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国家立法和行政机关采取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制度措施，例如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出的10条35项综合治理措施，创新重点大气污染区域的联防联治，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加强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及信息制度的建设，积极促进和保障清洁空气科学研究。这些卓有成效的制度措施，亟待国家层面法律的确认。最后，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大气污染物质往往会通过迁移转化为土壤或者水体中的污染物，因此，大气污染防治法应考虑到其与其他环境要素保护法律之间的衔接、配合。同时，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我国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其与环境保护法、能源法，以及正在起草的气候变化法等部门法律之间也具有极强的牵连性，但现行法并未能与该些法律形成协同配合。
2014年11月2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从原来的7章66条增为草案的8章100条，是该法自1987年施行至今的第三次修改，首次全面修订。草案对既有条款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删、调整和重新建构，强化了企业、政府和公众的责任，补充完善了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区域联合防治、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等具体制度和措施，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并对公众关心的雾霾问题进行了回应。（2）但从学界反应来看，修订草案在这些方面的补充或者修改还很不够，难以改变目前严峻的大气环境污染局面，难以满足目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甚至一些学者建议，把法律名称修改为《清洁空气法》或者《大气环境保护法》，然后在新的架构下大修大改。[1]对修正案的不同意见表明，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基本问题上，学界尚未达成共识，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澄清。
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将此次修法的目的定位为“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依据，全面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的各项制度措施。”可以看出，本次修法应当以问题为导向，着力于新时期复合型大气污染困局的破解。
学界针对草案意见稿的争议、批判表明，从根源上看，是对于修法宗旨尚没有达成共识。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此次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体现为三点，坚持将《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的“基本法”，以解决新时期具有多源头、跨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为实践导向，同时强化政府大气治理责任，增加企业大气违法成本。
第一，坚持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这就意味着，此次修法不能是小修小补，而应是对于大气环境治理法律规范体系的重构。有建议将法律名称修改为《清洁空气法》或者《大气环境保护法》，然后在新的法律架构下大修大改。综观整个法律文本，可以发现，其修订仍然以污染防治立法为导向，鲜有涉及大气环境保护的规定。本文认为，虽无须过多异议、争论法律名称，但在修法思路上，应采行综合性清洁空气立法模式，在预防、治理大气污染之外，通过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以促进大气环境空气质量的保护、改善，保障公众健康。
第二，以日益严峻的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作为修法的实践导向。修法的目的，在于对法律制定之初未能预料到的现实情况予以修正、进行回应。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目的在于及时规制日益严重的煤烟型污染，其中很多条款都是直接规制燃煤所产生的大气污染。新时期，我国大气污染呈现出多污染物共存、多污染源叠加、多尺度关联、多过程耦合、多介质影响的复合型特征，因此本次修订应加强对多源头的治理，并对频发的雾霾天气以及其他跨区域性大气污染等问题予以有效回应。
第三，强化政府大气治理责任，增加企业大气违法成本。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存在源头治理薄弱、管控对象单一、属地管理局限、问责机制不严、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造成我国大气环境的持续恶化的局面。因此，本次修订应当强化政府的大气污染治理责任，包括源头治理和全程治理的责任，做好政策、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严格环境准入。加强对大气违法行为的制裁，加大大气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促进大气污染防治法的遵守和执行。
第四，协同管控大气污染，实现从单一污染物控制向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转变。《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第2条写道，“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等大气污染物质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把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质相并列，传递出立法者对两者进行协同管控的意图。尽管学者对温室气体是否为污染物质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影响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温室气体进行规制，如果法律对其进行授权的话。本文主张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污染物，理由如下：一是科学证据表明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对人体健康和公共福利具有危害性，美国联邦环保署（EPA）于2009年12月发表的温室气体危害性发现报告，报告认为温室气体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二是2007年马萨诸塞州等诉美国环保署（Massachusetts vs.EPA）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确认二氧化碳为污染物质;三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庄重承诺了温室气体强度减排目标，法律上有必要对温室气体进行规制;四是环保部门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管理是恰当的行政管理部门，因为它具有监测网络，从技术层面来看，增加部分温室气体的监测并非难事。因此，从法律上来明确温室气体的属性，有利于温室气体的减排顺利进行。退一步来说，即使不明确提出温室气体是污染物，也应将其纳入污染物管理，否则不利于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正常进行。此外，气候变化法的制定将需要一个过程，即使顺利通过，也不会是一个具有较强可执行性的法律，如何对温室气体进行监测之类的条款基本上不会涉及，必然需要等待其他配套法规来实施，这样更加旷日持久。由此，将温室气体问题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之中进行协同管控是一明智之举。
结合新环境保护法有关法律规定和学者的主流观点（3），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明文确立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1.大气质量优先原则。法律的目的或者说功能，在于“发现并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不同类型的利益，或者以最小限度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2]284。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折射到法律语境中便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关系。生态利益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益类型，应归属于庞德所理解之社会利益，即它是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正常活动而提出的需求或愿望。它是人们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提出的满足其正常生活的生态方面利益之整体，主要有保护资源之利益、享受良好环境之利益等，有学者称之为生态法益或环境权益。它不同于直接从个人生活本身出发以个人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也不同于从政治社会角度出发以政治社会组织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2]284-288在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视角中，二者均具有正当性，很难说哪种利益应处于绝对的优先地位。因此，当两者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便需要给出处理这种矛盾的具体规则，如果无法给出具体规则，最起码应当确立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范。《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人类社会对大气环境容量的利用，对大气环境的污染防治、恢复和改善，应当确立由《环境保护法》第5条所提出的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具体而言，首先，应当坚持大气质量优先于大气环境容量的开发利用原则，因为，清洁的空气是公民健康环境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公民的健康权优先于发展权和经济权利，当其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大气质量。保护大气质量也是各级政府的重要环境职责，大气质量与其他环境质量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物品。其次，应当坚持大气质量维持原则，对那些大气质量优良的区域，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有义务维持和改善现存的大气质量，不可以让大气质量下降。
2.大气污染预防原则。预防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要把防止产生环境问题放在首位，事先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在生产、生活等人类活动中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做到防患于未然;对不可避免的或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应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治理。[3]178预防原则应当成为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内的环境保护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具有统摄地位，其涵盖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类预防性法律制度，生态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风险评估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草案意见稿第2条明确了规划先行原则，并增设了“大气污染防治的标准和规划”一章，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增加了规划环评，在具体污染防治措施中，也体现了预防原则，如增加了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风险评估制度。
3.大气环境治理共同责任原则。大气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多样性与整体性导致了其发生原因的复杂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与承担方式的多样性，从而决定了其责任承担主体的多元性与承担方式的复合性。将其反映到法律原则之上，便是“共同责任原则”，即大气污染或环境破坏的法律责任应当由造成该污染的行为者或从中得到利益者共同承担的准则。例如，集体负担原则，是指在损害者难以确定的前提下，由造成同一损害的全体损害者负担防治、治理费用，如多个企业共同对大气污染承担法律责任;共同负担原则，由多个污染者造成损害而责任人无法明确的情况下，应当由造成损害的社会共同体负担有关费用，如当前造成北京市的雾霾污染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机动车的尾气，全体机动车使用者应当相应地承担由机动车尾气而导致的那部分损失;受益者补偿原则，AG平台真人 真人AG 平台官网是指从环境损害避免或者减轻措施中得到利益者，应当对为此付出代价者支付一定补偿，主要体现为横向或者纵向的大气环境生态补偿制度。[4]例如，在大气污染区域联合防治的机制下，为减排大气污染物质而付出代价的区域或者企业理应从受益地区获得补偿。
4.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原则。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既是法律赋予公众的一项权利，也是公众应当积极履行的一种义务。草案在这一方面的规定较为乏力，仅有第7条第4、5款的规定，即公民有检举、控告并获得奖励的权利。本文认为，应当在新法中增加旨在提高公众大气环保意识的环境教育条款以与未来可能出台的环境教育法形成衔接，拓宽公民获悉大气环境污染防治信息渠道并建立大气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与新环境保护法形成衔接，此外，应当切实建立起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决策参与制度、过程参与制度和末端参与制度。（4）
兴起于20世纪末的治理浪潮，为社会管理带来了新思维，开启了不同于“国家”和“市场”的第三条道路。检索各种文献，可以发现，关于治理，有种种理解，也有种种用处。但存在一种基本的共识，即治理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内部的界限均趋于模糊，它所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而发挥作用，是要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5]可见，治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为克服国家作为单一治理主体带来的弊端，各国将市场机制的引入、培育奉为解决政府失灵的圭臬。但事实证明，市场机制也并非万能良药，在关涉公共环境问题的方面难免显得孱弱，特别是在作为公共物品领域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环境问题的公共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并推动着环境保护从行政管制模式朝着开放性、参与性、协商性、合作性和包容性的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6]新环境保护法提出的“多元共治、社会参与”新型环境治理机制，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提供了指导方向。本文认为，应当在广泛的主体参与、沟通和协商的实践理性基础之上，以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工具以及治理规制为支点，建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大气环境公共治理机制。
在共同治理目标的支持、指引下，公共治理范式试图描绘、构建一种多中心的合作、互动、协商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图景，在这幅图景中，公共事务便成为政府及其行政机构和社会公众共同处理的对象，且其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非政府单向度的强制性权威和制裁，而是表现为社会对话、沟通、协商的法治和民主机制。具化到大气环境公共治理中，伙伴关系有两种，政府内部不同职能部门或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作为大气环境治理主体，与市场、社会主体之间就大气环境治理达成的合作伙伴关系。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将上述伙伴关系中的治理主体确认为法律主体，并赋予权利、课以义务，以实现多元共治大气环境。综观草案，可以发现，涉及企业的法律责任条款共有25条，而涉及政府的仅有2条，而且缺乏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建议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规定，细化其行政违法或者不作为情形，并课以法律责任;增设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章节，并确立大气环境公益诉讼之规定。
污染治理中蕴含的经济学原理为建立健全大气环境治理工具的选择指明了方向，大气污染的负外部性以及大气本身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政府规制成为推动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手段，而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自然成为支持大气污染治理市场策略的重要理论依据。[7]风险社会的存在，也使得社会机制成为大气环境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新型治理手段。通读修订草案，可以发现，其中仍然呈现的是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的单一化的威权体制特征，统治方式仍以行政规制为主，而市场激励、社会保障机制明显不足。建议在完善行政主导大气污染规制制度措施的同时，还应积极引进市场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研究大气环境生态补偿、大气污染物排放交易、大气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大气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大气污染税等法律制度，并深入分析其入法的可行性。
大气环境治理的目标能否有效实现，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治理规则的规制、调整。由前文所述可知，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其不可避免的要和其他立法存在衔接、配合问题。修订草案意见稿第2条提出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放在一起，予以协同控制的思路，就势必涉及大气污染防治法与能源法，甚至是未来可能出台的气候变化法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新环境保护法中有关的创新性规定，可以也应当在本次修订过程中予以回应，修订草案吸收了按日计罚和治安拘留规定，但却回避了有关公益诉讼、生态补偿和环境责任保险、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等规定。本文建议，修订草案应该在新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积极吸收更多的创新性规定，并通过法律条款明确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其他部门法律的关系，以确保衔接和配合。
无论是英美国家提倡的“公共信托理论”，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所确立的国家义务理论，均对政府环境责任起到了理论上的支撑作用。在英美国家，“公共信托”理论是支撑政府环境义务和责任的主要理论学说。这一学说认为，政府作为环境资源这一全体共有人的受托人而享有管理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政府的环境义务及责任理论可以从国家义务理论推导出来，具体而言，这种义务包括国家的积极保护义务、消极不作为义务和给付义务。[8]我国目前的大气环境法律责任以规制污染源企业为核心的单向度的行政主导模式为特征，针对排污企业的法律责任条款很多，而有关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规定却十分原则。过于浓厚的行政化色彩，难免造成了监管者被捕获、政府失灵的问题，使得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权力寻租”或轻微的行政责任掩盖了排污缺陷。[9]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指导下的新型大气环境公共治理主张“多元共治、社会参与”，法律责任机制作为治理规制的重要一环也应当兼具整体性和体系性，进一步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便成为实施大气环境治理的应有之义。更何况，作为环境保护主导力量并拥有强制力的政府，在很多场合恰恰也是导致环境恶化的来源，完善环境法律责任便成为控制“脱缰”政府的利器，得以将政府强劲的行政权力运行纳入法治的轨道。（5）综观草案，可以发现，针对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虽有所调整、更新，但仍然存在明显缺陷。
第一，辖区内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草案第4条规定了以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大气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政府大气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内容，作为对其考核评价的依据。为确保公众参与，草案规定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对于未能完成大气环境保护目标任务的，应当向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作出说明，提出整改措施并负责落实。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产生的依据，是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责，其本质目的是通过目标责任和考核评价制度来落实地方政府对大气环境保护的法律职责。通过对草案的分析，有两点不足，一是未能就其与现行的节能减排考核评价制度以及地方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制度的关系作出规定;二是草案规定的考核结果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可能无法真正落实政府环境责任。应当结合现行节能减排考核评价和地方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评价制度的有关规定，对于提出整改措施后不落实或落实后仍不达标的地方政府采用“区域限资”、“区域限批”措施，结合新环保法的规定对部门负责人可采用如任免升迁、物质奖励、引咎辞职等政治责任的形式予以规范。
第二，城市人民政府限期达标责任。修订草案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使空气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并逐步改善。为确保这一责任的落实，修订草案第11条针对城市人民政府设置了限期达标的责任。根据规定，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编制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并按照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实现限期达标。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开，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草案第15条第2款规定，有关城市人民政府未完成限期达标任务的，由省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监察、人事等主管部门约谈其主要负责人，并向社会公开。对于草案的这种制度构建，我们存在两点疑问，一是它能否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切实保障限期达标计划的落实。根据草案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并不负有限期达标责任，同时一部分城市人民政府的限期达标计划仅需要报环保部备案，建议将限期达标规划的责任主体扩大至省一级人民政府，由上一级环保部门审查拟备案限期达标计划的可行性。二是对于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城市人民政府，仅以约谈予以约束是否合适与足够。首先，约谈并不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责任承担形式，容易使得被约谈对象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忽略依法行政的问题，不区分合法企业与违法企业，而一并予以限期整改、关停。其次，约谈产生的是政治压力，没有体现经济制裁，建议仿行美国大气环境治理中州实施计划，对未完成限期达标计划的地区实施经济制裁措施，主要是区域限资，即限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该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支持力度。
第三，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法律责任。AG平台真人 真人AG 平台官网修订草案增设第五章，规定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机制，要求重点区域应当制定联合防治行动计划，提高本区域产业准入标准，并在规划环评会商、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方面建立起区域协作机制。但在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缺乏有关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的法律责任规定，这无疑会制约制度目标的实现。因此，建议在法律责任部分，应当设立专门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法律责任，如针对信息通报、联合执法等方面设立一些新的责任。[10]为体现区域公平理念，国内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应当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共同责任原则，主要内容包括两点，一是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强调共同责任，强调该责任是各区域行政管理部门共同的监管责任。二是这种共同责任是有区别的共同责任，这种区别责任是由不同行政区域的发展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情况的历史和现时差异所决定的。应当充分考量重点区域内不同政府辖区内排放对污染的贡献，并据此分配责任份额。
第四，国家大气污染防治保障责任。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大力支撑，自然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和法制保障。为确保大气污染科学研究的有效开展，美国政府通过《清洁空气法》，规定了联邦政府在负责制定全国空气质量标准、实施全国大气污染治理计划的同时，要求联邦政府积极开展各项大气污染科学研究。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科学研究，如环保部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而开展的《清洁空气研究计划》2014年度项目，2013―2017年预期投入经费10亿元，以突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与综合减排、空气质量监测与污染来源解析、重污染预报预警与应急调控、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和环境经济政策等技术任务，并构建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体系，并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实施工程示范。本文建议，应当在立法中确立国家保障并支持大气污染科学研究的规定，确保科技治霾的法制化。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一读程序的开启，《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讨论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本文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理论导向，着力解决新时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在法律原则上，建议结合新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通过法律条文确立大气质量优先原则、大气污染防治预防原则、大气环境治理共同责任原则、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原则;在治理机制上，建议改变现行的以政府针对污染源企业的单向度的行政管制模式，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大气环境治理的保障机制，引入市场经济激励工具和社会化的保险机制，坚持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基本法”定位，并在立法体系中与其他相关立法做好衔接、配合;具体法律制度上，本文选取两个基点，建议在草案中确立大气环境公益诉讼条款，确保公众参与大气环境治理得到切实的法制保障，建议进一步完善政府大气环境法律责任，确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确实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结构、治理模式的选择，也有具体制度的设计，需要反复斟酌、广泛讨论，以更开放式的全方位思考，不仅是制度设计理性的要求，也是环境公共治理机制的体现。修订草案诚然有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创新之处，如低排放区、分类污染源防治措施的改进等，囿于文稿篇幅，本文暂不作讨论。本着参与精神，本文选取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过程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加以论述，希冀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完善有所裨益。
（1）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环境保护部部长就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作的说明。
（2）参见中国环保网：“大气污染防治法27年首次全面修订”，http：//，2014-12-23。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第5条：“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4）有关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参见：高桂林、陈云俊：《大气污染防治公众参与的法经济学分析》，载《陕西社会科学》，2014，（11），第81-87页;李艳芳：《公众参与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3），第52-54页。
（5）有关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理由，还可参见李俊斌，刘恒科：《地方政府环境责任论纲》，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2），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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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遇到环境污染事件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英国伦敦由于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大量燃烧煤炭，烟尘超量排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伦敦烟雾事件”，导致上万人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使此次事件成为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自此之后，英国政府痛定思痛，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煤炭燃烧、减少尾气排放，如今大气污染已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也得到根本改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经验，这些经验及教训为广东省治理雾霾天气带来诸多启示与借鉴。
伦敦烟雾事件之后，英国政府非常重视立法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经过60余年的努力，目前业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大气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与中国类似，英国早期也主要采取“末端治理”来治理空气污染。伦敦市于1954年出台《伦敦城法案》，控制烟雾排放；1956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1968年修订），将伦敦治理模式普及全国。《工业环境健康和安全法》（1972）规定所有污染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有毒害气体排入大气，否则予以严厉处罚；《空气污染控制法案》（1974）规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申诉权和工业燃料含硫上限。这些措施有效地减少了燃煤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污染。进入20世纪70年代，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伦敦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为此政府出台系列措施，包括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抑制私家车数量以及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等措施以寻求改善城市空气质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英国开始寻求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综合性措施，出台了《道路车辆监管法》（1991）、《清洁空气法》（1993修订）、《环境法》（1995）、《大伦敦政府法案》（1999）、《污染预防和控制法案》（1999）及《气候变化法案》（2008）等一系列空气污染防控法案，对其他废气排放进行严格约束，制定明确的处罚措施，以控制大气污染。同时，从1995年起，英国依据当年出台的《环境法》，开始制定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各个城市都要进行空气质量的评价与回顾，对达不到标准的地区，政府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在规定期限内达标。随后英国提出《能效：政府行动计划》（2004）、《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05）、《英国可持续发展战略》（2005）、《低碳建筑计划》（2006）、《退税与补贴计划》（2007）、《英国能效行动计划2007》、《国家可再生能源计划》（2008）及《低碳转型计划》（2009）等一系列计划与政策，积极改善环境空气质量[1]。
英国大气环境相关法律不仅体系完备，且范围广泛，涵盖了大气污染和尾气排放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英国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就是相关法律法规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过程。
英国公民在环境问题的讨论、决策、监督、执行上，有深厚的自治传统和强大的社会根基。英国注重通过立法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是最早将空气治理信息向民众实时通报的国家。官方网络向市民伦敦地区实时空气质量数据以及各污染物每小时的浓度和一周趋势图。英国公民获知空气信息的途径也不被官方独家垄断。公民能直接透过《自由信息法》向政府环保机构索取相关数据，不得被拒绝。政府开设的“英国空气质量档案”网站、民间组织与伦敦国王学院环保组织合作开设的“伦敦空气质量网络”均伦敦地区实时空气质量数据。政府绝不敢指责民间监测组织“非法”、“违规”、“不科学[2]。
英国不但重视通过强制性的法律达到环境治理的目的，还重视通过经济手段促进企业自愿减排。经济手段强调“谁污染、谁治理、谁花钱”，除可增加政府财税收入外，经济措施同传统的行政命令相比具有持续的刺激作用，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人们采用更为有效的方法减少环境污染，削减污染物数量，逐渐形成自愿减污的环境治理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就开始通过征收环境税、排污权交易、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达到降低治理成本，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目标。作为经济干预手段，财税措施对改善英国环境质量效果明显。
在英国治理空气污染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发挥了关键的指导性作用。英国政府鼓励企业采用大气污染控制技术改革生产工艺，优先采用无污染或少污染的工艺，这是防治大气环境污染的根本途径。政府层面上，积极组织、引导和企业生产采用先进工艺；通过经济手段促进企业自愿采用先进技术减排，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公众参与和社会激励手段，迫使企业淘汰落后工艺，积极采用更好的减排技术。
目前，广东大气污染正在从煤烟型污染向煤烟型和机动车尾气型污染相复合转变。在城市内部，各类排放源在不同的高度、不同的地理位置排放多种污染物，构成了复杂的大气污染排放结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环境空气质量的要求逐渐提高，国家也适时收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广东部分城市大气污染物整治工作压力巨大。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占全省近80%的多种大气污染物在这一狭小空间集中排放，对珠三角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带来巨大挑战，使珠三角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大气复合污染的典型地区。
广东省在大气环境立法和相关政策标准制订方面，还有巨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在公众参与机制、促进企业自愿减排的经济激励政策等方面还没有形成较完善的体制。
财税约束与财税激励是英国运用市场机制进行环境治理的显著特征，英国经验表明，完善、有序的排污权交易体系对鼓励企业改进工艺流程、减少污染物排放发挥着重要作用[3]。广东省也应借鉴英国经验，注重采用经济激励方法实现大气环境治理目标。目前，我省已经初步建立了排污权交易制度，仍应配套完善财税政策，简化行政干预，充分发挥财税作为环境治理的市场调节作用，对主动进行节能减排和设备改造的企业提供资金扶持，实现奖罚结合的治污方式；同时，应健全交易市场的监督制度，履行政府部门在排污权交易中的监管职责。
完善法规规章。加快《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制修订工作，完善总量控制、排污许可、应急预警、责任追究等制度，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按照“谁污染谁负责、多排放多负担”原则完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健全标准体系。加强广东省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加快修订和完善广东省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体系。
从英国公众参与实践成效看，公众参与不仅提升了公民的环保意识，又对政府的环境行为施以重大影响，倒逼政府谨慎处理环境议题。建议广东省建立和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和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信息；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探索将公益诉讼引入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将其纳入普通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进而形成系统有效的环境权益救济制度，将公众日趋增长的环境权益诉求纳入规范有序的管理中，更好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通过地方立法赋予公众对环境执法行为的监督权，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监督环保部门的执法行为和协助环保部门查处大气环境违规违法案件的途径与方式。
大气污染防治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推广都离不开技术进步和创新。要进一步加大大气污染领域软科学研究力度，加强相关技术、工艺的研发与应用，切实提高大气污染治理能力。通过自主研发和对外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发展脱硫、脱硝、除尘、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相关技术产业，支持环保企业建设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废气处置和利用的产品、设备。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人才与队伍建设，加强人才交流与人员培训，切实提高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的科学素质和管理协调能力，逐渐形成国内一流的大气污染防治专家咨询团队、技术研发团队和环境管理团队。
[1] 张孝德，梁洁. 从伦敦到北京：中英雾霾治理的比较与反思[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4， （03）： 51-63+71.
我国城市和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的态势十分严峻，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自然生态系统，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环境问题，成为制约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瓶颈。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多要素之间存在协同共生关系，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经济－生态环境”彼此共生的复合系统。
盐城市区现布设空气例行自动监测点位3个，分别位于市环境监测站、文峰中学和盐城发电厂，代表不同区域的环境质量，采用美国API仪器，实行24小时连续自动监测，每日向省中心同步传输自动监测数据。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工地和道路扬尘、机动车尾气、秸秆焚烧是主要的大气污染源。区域雾霾影响和秸秆焚烧，是盐城市局部时段出现极端污染天气的主要原因。1.工地和道路扬尘主要污染有地面扬尘和工厂污染物的排放，影响城市市区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可吸入颗粒物。城区道路、建筑施工、旧房拆迁扬尘是引起城区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可吸入颗粒物区域污染特征明显。近年来盐城市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进一步膨胀，房地产开发，城市道路扩展，使得建筑业扬尘成为城市扬尘的主流，市环境监测站和文峰中学位于老城区，周边房地产开发、道路施工使可吸入颗粒物监测数据持续处于高位。在施工过程中，不少工地的管理人员环保意识薄弱，抑尘措施不到位，造成工地上空尘土飞扬，建筑垃圾随处堆放，渣土运输车的覆盖剂清洗措施不到位，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空气质量，而且由于二次扬尘产生的“阴霾”天气影响到人体的健康。2.机动车尾气近年来，盐城市机动车拥有量持续快速的增长，平均年增长速度超过10%。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机动车排放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日趋严重，给城市和区域空气质量带来巨大压力。快速增长的机动车总量不仅给道路交通带来巨大压力，也给进一步改善盐城市大气质量和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机动车排污已成为盐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此外，机动车排污高度更接近人体呼吸带，排放的时空特征与受体人群活动吻合程度更高、接触更为密切,因此机动车对于相应人群的健康风险要远高于固定源。3.秸秆焚烧夏秋两季城市周边大量焚烧秸秆，对市区空气环境也产生较大影响。秸秆焚烧是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另一重要因素。每年5月（夏收）及11月（秋收）期间,全市大部分城市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会急剧上升,出现峰值。严重时城市居民甚至可以嗅出空气中秸秆焚烧的气味，感觉呼吸困难，出现眼部不适等症状。遇到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恶劣空气状态常常持续多天。
一项最新报告显示，有毒的空气对人类的肺部有害，对人体健康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导致人的呼吸道系统疾病，如咳嗽、肺病甚至肺癌的发病率升高，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增长尤其迅速，而且城市高于农村，通过大量事实和研究证明，空气污染是重要的致癌因素之一。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空气污染正在造成误工、医疗费用增加。更是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称：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
大气污染物对工业的危害主要有两种：一是大气中的酸性污染物和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对工业材料、设备和建筑设施的腐蚀；二是飘尘增多给精密仪器、设备的生产、安装调试和使用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各种材料产生腐蚀损害，使这些物质发生质的变化，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如SO2能很快腐蚀金属制品及皮革、纸张、纺织制品等变脆，光化学烟雾能使橡胶轮胎龟裂等。大气污染对工业生产的危害，从经济角度来看就是增加了生产的费用，提高了成本，缩短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空气污染对动物的危害与对人的危害情况相似，对植物的危害可分为急性、慢性和不可见三种。大污染会影响农业生产，当污染物浓度很高时，植物叶表面会产生伤斑，或者直接使叶枯萎脱落；当污染物浓度不高时，会对植物产生慢性危害，使植物叶片褪绿，或者表面上看不见什么危害症状，但植物的生理机能已受到了影响，造成植物产量下降，品质下降。而这些环境损失是隐性的，其影响具有滞后的特征，粮食危机距离我们越来越近，这和全球变暖脱不开关系。
解决大气污染的最好办法就是走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深度贯彻“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思想意识，要懂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防止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想解决办法有以下几点：
建议市政府尽快出台《关于实施蓝天工程改善大气环境的意见》。组织开展城市大气污染成因及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制定实施全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完善规章制度，构建区域大气污染综合防治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区域大气监控预警能力；全面推进工业废气、城市扬尘污染、机动车排气污染、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等的综合防治及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人们要遵守政府颁布的限行令，加快进行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
机动车尾气排放已经成为城市空气的重大污染源。合理的城市绿色交通体系，引导提高人们出行的绿色交通消费观念，是根治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交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的最佳方案。在城市交通规划和动态管理方面，可以通过调整交通布局与方式，有效地削减未来城市道路交通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倡导绿色交通理念。积极发展优化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铁路交通的单位能源消耗量相当于公共汽车单位能耗的57.8%。城市轨道交通由于车体轻、路况好，单位能耗要低于一般铁路。在城市交通拥堵和机动车尾气对环境影响日趋严重的今天，城市轨道交通，可以节约大量的土地资源和能源,减轻对市区声环境的影响及视觉光污染，提高出行安全性，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已经成为许多国际大都市交通圈中公共交通的骨干系统。在私人交通方面，应严格规定私人汽车排放标准。目前，我国私家车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交通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因此，要鼓励民众使用更干净与更有效率的汽车引擎，在政策上可以针对具有洁净科技或低油耗车辆,降低甚至减免销售税。借鉴发达国家“鼓励拥有，限制使用”的做法，到2020年，要逐步限制私家车使用，提高私家车在城市中心区域的用车停车成本。同时要加快推广使用节能车辆，积极为油电混合动力车、电动汽车等提供相关税费优惠和配套服务设施，并加速淘汰旧车辆，鼓励以旧换新。政府部门应率先垂范,采购油电混合、低排量的汽车作为公务用车。
一是建立健全城市扬尘污染防治机制，全面推行“绿色施工”，推广施工扬尘防治方案报监制度及扬尘控制责任人制度，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城市拆迁和建设施工扬尘、道路扬尘及物料堆场作业扬尘。加强渣土车管理，严禁非密闭渣土车、带泥车和撒漏车辆进入城市道路；推行高效清洁的城市道路清扫作业方式，建议在城市主要道路上使用具有吸尘功能的大型清扫车有效收集路面尘土。加强城市各类绿地建设，强化城市绿化的滞尘防尘功能，控制城郊结合部未开发建设裸地扬尘。二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环保标志发放和管理，对无绿色环保标志的车辆，严格执行盐城市区限行规定。三是加强秸秆污染防治和综合利用。依法划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区域范围，对城市周边、高速公路、机场及其他重点敏感区域，加大实时监测和执法力度。四是严格控制建成区及其近郊新建、扩建重污染企业，对城区内已建重污染企业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搬迁改造。
2018年起，逐步形成灰霾监测能力，在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等三项常规指标基础上，增加细颗粒物（PM2.5）、臭氧、一氧化碳指标，适时增加挥发性有机物、黑炭等指标。合理规划布局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构建包含农村、乡镇和主要城市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随着市区建成区的不断扩大，建议在城南等区域增设空气自动监测站，增加监测覆盖面。
建立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由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任召集人，环保、发改、经信、财政、商务、建设、城管、农委、交通、公安、国土、科技、文广新、工商、气象、质监、物价、监察等部门负责同志及盐都、亭湖区政府、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定期研究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市政府成立大气污染防治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由市环保局分管负责同志任主任，负责市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日常工作协调和督查，负责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市大气办要牵头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加强对蓝天工程年度目标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指导各地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组织开展评估考核。
提高公民意识。遵守政府颁布的限行令，加快进行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提倡绿色出行，从自身做起，植树造林，节约能源等小事做起，国家层面应该监督立法执法的严格统一。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生产和消费最为集中的地方，随着城市进展的加速，城市空气质量已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我们既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环境，在我国发展经济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左其伟.用车贝雪夫多项式预报安徽省梅雨期逐日降水分布[J].气象,1990(07):39-41.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也在加快进行，人们对环境也更加关注，由于环境空气污染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环境质量的监测结果和空气质量被划分了几个等级，但往往这些等级让人们觉得有所不同，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空气监测体系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一些需要改善的建议，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对环境改善的需要。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就一直对环境空气监测展开了工作，监测设备主要以城市自己配备为主，而我国的环境空气监测项目、技术和方法大多数都是参考国外的一些技术，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采用了统一的监测技术和方法，在我国的各个主要城市建立起环境监测站，收集本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90年代后，我国城市环境监测站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随着我国对环境认识意识的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评价和反应空气质量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空气污染指数（API），这种方法是将常规监测到的几种污染物的浓度简单地转化为单一的数值形式，从而进行等级划分，来判断空气的污染程度，其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等被记入空气污染指数的污染项目中。我国目前对空气质量的好坏分为几个等级。
在“十一五”计划中，我国有113个城市被列为国家环境重点保护城市，这足以说明我国很多的城市空气质量没有达标，其主要原因是城市的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不够完善。由于各地方部门对城市保护环境资金投入不到位，导致其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不完善，使得城市空气质量不能达到国家标准。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已经在各个区县设立了空气自动监测站，并把城市空气质量监测列为重点解决问题，积极推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的新标准，努力完善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系统。
区域性空气污染的监测和评价能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于我国对空气质量监测体系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因此，没有形成全面对区域性空气污染的监测和评价能力，从而很难分析一些污染源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区域性空气污染的监测和评价能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由于对环境空气监测的资金投入得较少，监测仪器也相对缺乏，没有展开对人体影响较大和污染物严重的有机污染物进行监测，没有开展对相关工作的研究，而国内也只有极少数的城市展开了对一氧化碳和臭氧项目的监测，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大气雾霾、光化学烟雾等污染已经出现，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今的污染类型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汽车尾气污染和煤烟型污染，而我国现行的空气污染的评估方法已经不能全面反映空气质量污染的状况，也不能满足广大群众对环境知情权的需求。总的来说，我国新型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通过对上面问题的分析可知，我国需要不断地修改和完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从而来制定更加科学的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空气质量标准，本文对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目前，我国现行的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分为三类，而目前很多地方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后，特定的工业区功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这些区域大多数成为了居住区、商业区、公共绿地区等，这些特定工业区的污染源一是通过改造升级，减少了污染的排放，二是企业进行搬迁，远离了城区，然而这些地区已经不再适用三级标准评价环境空气质量，要按照新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进行分类。
我国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分级不再对应于功能区的分类，而要对不同类型进行分级，比如一些有毒有害的污染物，如一氧化碳等，应该执行统一的浓度限值。增加PM2.5项目，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μm的颗粒物，也可以称为可入肺颗粒物，虽然PM2.5只是地球大气成分中含量很少的一部分，但它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有重要的影响，且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为了更好地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应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系统，大力发展PM2.5项目，使城市环境达到国家的统一标准。自《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出台以后，我国的很多城市都大力发展对PM2.5、CO等项目的监测工作，预计在2016年全国各城市都将推行此项目，使环境达到国家的标准。
由于国内外对空气污染指数处于“50-100”的描述差别很大，因此，综合来说，国外给公众提供的空气污染指数的信息更加详细，更加具体。我国环境空气监测体系要更加注意，应该以人民群众的健康为根本，要使用大众能够听懂的语言来提醒市民要以预防为主，提高市民的忧患意识，用更加亲切的语言来表述空气污染指数，从而能够使市民对环境更加重视。
我国在公布空气污染指数或者是进行空气污染指数预报时，往往只是计算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等污染物的空气污染指数，虽然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已经包括一氧化碳和臭氧的浓度限值，但这些并不是常规监测考核指标，我国大多数城市并没有把这两项放入空气污染指数中计算，而一些发达国家都已经把这两项纳入了空气污染指数的计算中，在这一方面，我国还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因此我国要增加对空气污染指数计算时所包含的污染物种类。
目前我国对空气污染指数的公布大多都是计算一天的空气污染指数，而在发达国家，大多数都已经实行了每小时对公众公布空气污染指数的政策，而每小时公布空气污染指数能够更好地反映一天中不同时段的空气污染指数变化，从而使得空气污染指数能够更加真实客观，也便于公众安排自己一天的活动，从而更好地为广大市民服务，因此，我国全国范围内所有城市环境空气监测点应该统一联网，及时进行公布，从而把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公布机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环境空气监测质量对保证监测数据的质量至关重要，因此要改变以往对环境空气监测质控的思想，从监测的开始到报告的每个环境都要进行监控，进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监控，选择恰当的公式对其进行正确地计算，并且进行必要的统计和检验，从而确保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及时性，这样人们才能更加重视环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使环境监测的质量越来越高，才能使我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1]刘方，王瑞斌，李钢.中国环境监测质量监测现状与发展[J].中国环境监测，2004，20（6）.AG真人 AG平台AG真人 AG平台
